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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《农历》

2019年02月15日 16:23:52 来源: 宁夏日报

  初读郭文斌的《农历》,感到十分新奇。从体式上看,这部作品似乎不像小说,或不太像小说,但读进去了以后,却又放不下来,倒觉得比读通常的小说更加温暖,且时常勾起一些童年的回忆,让人乐而忘返。所谓小说云云,这时候倒不去想它了,相反,却让我想起了从前读过的一本书,这本书的名字叫《荆楚岁时记》。《荆楚岁时记》也是一本与“农历”有关的书,是记录中国古代荆楚之地的岁时节令、风物故事的。只不过写法与郭文斌的《农历》大异其趣。它只实录其事,却无想像和虚构,所以不能叫小说,只能叫笔记。这又让我想起了我多次说过的笔记与小说的关系。笔记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文体,你说它是散文,它确实是一种散体的文字,而且某些特征也与今天的散文类似,你说它是小说,它确有许多篇什兼具今天我们所说的小说的某些要素,所以有人又把这一部分叫做“笔记小说”。

  但问题是,古人把小说也归入散文,因为它也是散体的文字。这么一说,笔记与小说的关系,似乎就有点复杂,二者既属同一家族,却又要分领不同的姓氏,怎么的都让人觉得有点搅和。这当然都是那些爱动脑筋的人把问题复杂化了,叫我这个头脑简单的人看来,你就别管什么散文不散文、小说不小说的,笔记就是笔记,你可以说它是散文又可能是小说,你也可以说它既不是散文也不是小说。我这样说,不是在胡搅蛮缠、有意混淆散文和小说的界限,而是因为你所谓的散文、小说云云,用的都是西方的标准,拿来鉴别中国古代的笔记,并不恰当,或不完全恰当。如果你硬要说笔记与散文、小说有关的话,那这散文也是中国古人心目中的散文,即所谓散体的文字,那小说当然也只能是中国古人心目中的小说,即活在笔记文中的那种小说,也就是前人所说的“笔记小说”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今天的中国作家才可以用笔记的“散体之神”来改善已经全盘西化了的现代中国小说,才可以让笔记中固有的小说元素得以回生再造,成为今人所说的新笔记小说。

  说到新笔记小说,人们自然会想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的那股创作热潮。那时受着文学革新的推动,读者和作家感到以前的小说太刻板、太写实、太人物中心、太典型化了,而且还要表现重大题材,时代主题,太不自由潇洒了,需要减减压,松松绑,于是便乘“寻根文学”翻腾先人遗物之机,顺手拣起了笔记文体,学着其中的样子做了笔记小说,即后之所谓新笔记小说。因为写得人多,竟成一时之盛,很是红火了一阵。但时过境迁,回过头去看看那时的新笔记小说,除了三几高手略有古意,或稍具文人雅趣外,多数也仅止于这改善小说一途,并未真得笔记文体三昧。

  等到我读了《农历》,始觉沉寂多年的新笔记小说,不但在郭文斌这里又得复活,而且在各方面进到新的境界。这境界不仅在于《农历》的写岁时节令、民情风俗,如《荆楚岁时记》那样的实录其事,同时还在于这实录者,不是单纯的民俗事象、节庆场景和具体的风俗器物,而是人的全部日常生活,是由这些岁时节令和民俗生活编织起来的人的全部生存活动,以及贯穿其中的,人的欲望、感受、期待、意想和全部精神信仰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《农历》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笔记小说,而是一部民俗文化和民间生活,也包括民间信仰的“百科全书”。或者也可以说,是一部远比《荆楚岁时记》要丰富多彩的《西北岁时记》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:“笔记就其总体而言,其内容可谓包罗万象,其写法则不拘一格。大到天下国家、自然万物、人间万象,小到身边琐事、市井轶闻、海外奇谈,皆可入笔记。这些不拘大小雅俗、纯杂奇正的题材,或经作者深思熟虑,或不过是偶然所得,但一入笔记,便沾染了作者的思想和性情,便是一种有文学性的文字,便可称之为一种广义的散文。”现在,我还要加上一句话,倘有五月、六月这样精灵式的人物游走其间,便可称之为一种中国化的小说。

  说《农历》是一部中国化的小说,除了它“包罗万象”的生活内容,和杂糅叙事、抒情、议论于一炉的“不拘一格”的写法,包括穿插其间的各种文学的和非文学的、文人的和民间的、书面的和口头的、通俗的和雅致的文体等等之外,还有很重要的一点,就是它所具有的教化的功能和作用。中国文学向来重视对人的教化,小说、戏曲等通俗的文体兴起之后,文学的教化功能更为强大,所发挥的作用也更其强烈。后来因为受西方影响,加上某种功利因素的作用,中国文学所固有的这种潜意识的教化,似乎逐渐为有意识的思考所取代,同时也由无形的浸染,逐渐为有形的模仿所代替,文学的教化功能由是日衰,教化的作用由是渐弱。但在郭文斌的《农历》中,我似乎又看到了文学这种潜移默化、浸润无形的教化作用,在逐渐复甦。《农历》也许不会给你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,也不会带给你艰深的思考,或引导你去追问人生的终极问题。但却会让你沉浸其间,随着岁时节令的推移,让你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,通过世代传承的习俗,一点一滴地去体验生存的滋味和乐趣,一点一滴地去体味生命的意义和价值。它不指点你最终的去处,一切只在过程之中,也不预支未来的祸福,一切只在生之欢乐。这样的理念,也许就是郭文斌所倡导的“安详”哲学。他用这种包罗万象的笔记文体、不拘一格的现代写法,通过一部《农历》,和他众多的作品、言论,向人们传播他的“安详”哲学,可以说是把文学的教化作用,在当今社会,发挥到了极致。(於可训)

[责任编辑: 纪桂红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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